这一天石云问我:“你说你最近在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你怎么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
我说:“你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开始的，但突破口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解放那么多年没能解决吃饭问题，搞了包产到户很快就从根本上使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我越来越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比起那让人深恶痛绝的那场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甚至都要大得多。不仅仅是那三年的困难和粮荒，因为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可现在很多人还在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集体化唱赞歌，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能够感受到，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搞集体化，这个思想简直根深蒂固。就是在我们常说的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不许搞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难道走集体化道路不是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吗？”石云又问。
“集体劳动还是个体劳动不过是劳动组织方式，实行什么样的劳动组织方式，取决于生产本身的需要。比如奴隶社会主要是集体劳动，主要是个体劳动还没有实现，还形不成生产力，只能靠集体协作来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个体劳动的实现，封建社会的个体劳动就取代了奴隶制下的集体劳动，你能说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落后吗？”
“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搞集体化这思想是怎么来的呢？”石云接着问我。
我拿出了我的研究笔记，边看边说:“这个问题我最近正在研究和思考。从我现在手头有的资料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说过：‘那末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权力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呢？……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的），像我们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当明了的好处。’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肯定会深深的影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比如早在1943年老人家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第二、受前苏联的影响。前苏联不是搞了集体农庄吗？
“第三、对解放区和解放初农村大量存在的互助活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互助组的误判。解放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乱，农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大牲畜和农具的极度缺乏，许多贫困农民家庭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完成田间作业，需要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来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
“特别是那种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在贫困农民中更是广泛存在。问题是对这样的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怎样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只是为弥补个体劳动的不足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我们也就知道这样的劳动互助将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而完成历史使命。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奴隶社会的集体劳动为个体劳动所取代一样。
“但是，那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人把这些简单劳动互助看做是农村走上集体化的开始。我们后来也是这样总结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当随着生产的发展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逐步恢复，农村这种简单劳动互助也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时。对这这样的很正常的现象。有人却认为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比如，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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