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社会，应该给他的所有成员尽可能的提供，同等的可以积极向上的机会。人一出生就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就有一部分人注定被歧视，被打压，被剥夺平等努力的权力，这样的社会肯定是有毛病的。
是的，朱鹏程没有错，没批准他入党的党组织也没有错。有错的是那个时代，有错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窝里斗，一些得势的人喜欢欺压一些不得势的人。
比如，五七年反右。我们这些没多少知识，没多少文化的人，把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他们踩在脚底下。那时候我们这些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很得志，很扬眉吐气。
但我们后来知道了，被我们踩在脚底下的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可宝贵的资源。
是的，至少在这一方面那个时代错了，我们没有办法穿越回去改变那个时代。但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我们总可以努力去医治那个时代留下的创伤。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我很高兴，也很振奋。
但我这个组织部只是一个业务部门，对朱鹏程的问题只能是提出意见和建议，没有决定权。有决定权的是一级党组织，一级党的会议。
所以，第一件事是说服我们处的大书记。
老佛爷在时，我们处现任的大书记是政治处主任。
这是个做人很低调、很平和的人，很愿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关于朱鹏程的事，他是知道的，他也是不太赞成我管这个事。
他认为事情明摆着，他的话是：“人家那么多人都处理过了，我不相信就你李玉秀高明。”
说服我们处的大书记是很困难的。但是，经过我不懈的努力，他最后同意我写个报告，他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研究。
写这个报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觉得自己写的也很好，有理有据，很能打动人。
我自己看的时候，都被自己写的报告感动了。
自己看着满意了，连同朱鹏程个人的申诉以及基层党委的报告，我一起交给了我们处的大书记。
我刚调组织部，不但不是党委常委，连党委委员都不是，所以我没资格参加讨论朱鹏程申诉的会议。
过了几天，我们处的大书记把我喊到了办公室，告诉我党委会上，我写的报告没有通过。理由明摆着，朱鹏程毕竟没有做到对党忠诚坦白。
我们处的大书记说，常委会上，大家讲了，这个人表现好，渴望加入党组织，可以重新申请。通过组织的培养考察，可以重新加入党组织。现在家庭出身已经不影响任何人入党了。
我们处的大书记把我报给他的东西还给了我，见我很沮丧，他安慰我说:“我看出来了，你小子心眼不错，也很尽责。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我们每个人也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处的大书记问了我一句，基层党委是什么意见？我拿出了基层党委的报告交给他，说他们是同意的，他们很想办。
处党委书记看了看报告，还给了我。说了一句，都想当好人，都想办好事，就知道把矛盾上交。
我想我们处的大书记应该是无心说的这个话，他也肯定不是要提示我什么。但我却从他的话里得到了启发，我不由得眼前一亮，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
第二天，带着朱鹏程的申诉、基层党委的报告和我以组织部名义写的报告，我坐火车专程去了这个单位。
这是一个留守处，主要是管理安置在这里的家属和退休职工。
这个留守处很大，有小学校，供应站、医务所，等等。那时候企业办社会，是应有尽有。党组织的设置是党委，下辖几个支部。
来时打过了电话，留守处的教导员（也就是留守处党的书记）知道我来，正在办公室等着我。
我们很熟，在我当工会劳保指导员时，没少打交道。
他对我印象很不错，我们的关系也很不错。
他姓方，我叫他方教导员。我先把我写的报告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看完后说这报告写的真好。
我告诉他，处党委常委会没有通过这个报告。我不能对他隐瞒，我必须实话实说。他很生气，也很失望。
“怎么可以这样，都什么年代了，这些人怎么还这样想。”说着话他转向我，“这就是说，这一次又完了，我快疯了。”
“这一次是可以不完的，问题是你真的十分愿意办这件事吗？”我沉静的问。
“我当然想办了，你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好，有多可怜，看着多让人心痛。象他那样的干工作，找不出几个来。听说，他父亲最近又提拔为省委付书记了。按说人家是高干子弟，可你从人家身上，一点看不到。对了，李部长，你看看这个。”
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了我。
我一看是当年写揭发举报信的那个人写来的，类似于卢梭忏悔录一样的东西。写的都是心里话，他真的很后悔，真的很自责。他甚至说了，如果可以，如果可能，他愿意把自己获得的所有一切，交还给朱鹏程，以换取自己内心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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