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六年（679年）秋，大唐太子李弘，在东都大内/紫薇城之正殿——乾元殿，受高宗李治禅位；又前往紫薇城正南的则天门，接受满朝文武、臣民百姓的共同朝拜，颁布新朝年号为调露元年；史称孝恭皇帝。
同时，又尊退养在上阳宫内的高宗，为天皇大圣大弘孝太上皇帝；尊继续临朝的武后，为玄元神枢大圣天后。其余诸王公主亦厚赐有加、增邑不等，尤以太平公主为最；所有五品以上荫官子弟，亦是加封一等。
而随着李弘的登基，原本只是小规模制举的嵩山封岳试，相应的含金量，也随之暴涨了许多。因此，根据宰相裴行俭的提议，增扩新君登基第一次恩科的取士数量和候选范围，将其向后顺延数月以便士人报考。
而随着新君的登基，高宗朝的诸位宰相、宰辅，一个都没有调整和变动；只是让形同师长的张文瓘、戴至德，重归朝堂继续辅佐；又加封留守西京/长安的弘文馆大学士张大安，正谏大夫薛元超同中书门下三品。
甚至连被殿中侍御史许文思，牵连的前宰相/户部尚书许圉师；也给予了宽免和体面，令其以本官致仕。然后，才开始整顿和清理都亟道境内，那些讨贼、定乱不力，令逆贼乱党惊扰东都的地方官员、诸卫将领。
但这时候，就亦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或是在这件事情上进行劝谏了；因此，以功勋卓着的宰相刘仁贵，为都亟道查访处置大使，王孝杰为副手，开始对都亟道内的十六卫驻军，以及配属的军府，进行相应清查。
但实际上，刘仁贵身为宰相之任，难以长时间的久离东都，因此在初步的巡视之后，清查诸卫及军府的后续，就落到了右金吾卫将军王孝杰、司卫少卿唐休璟的身上。而这两位履任之际，也顺理成章的归附新君。
除此之外，在太子李弘回宫当夜，莫名其妙失踪的左羽林将军常元恺；事后也在宫中被人找到，却是昏迷不醒倒在一处桥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清。因此，难逃值守有失的他，只能黯然请罪接受罢职外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上阳苑护驾有功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增食邑三百户，萌一子五品官身；此外，还有参与讨蕃有功的工部尚书刘审礼，被委任为监修山陵、宫苑诸大使，带领诸武宗亲在内的内臣。
继续修缮和营建，东都禁苑中的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室，以为退养的上皇日常游览、赏玩去处。而讨蕃得归的另一位功臣娄师德，则以朝散大夫的本官，进位台院侍御史之一，专门负责新选里行的各地查访事。
就在新一任的左羽林将军，波斯副都护王方翼即将上任之前；从长安召来的左金吾中郎将程务挺，就先行进宫面圣，被表为左武卫将军，检校屯门飞骑诸营；带着来自长安的一营卫率，入驻皇城最北的玄武门内。
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位缺少存在感，却在暗中出力不少的当朝驸马，王勖和权毅的新任命。前者就任为右监门卫郎将，当值左右银台门；而后者则官拜右金吾卫翎卫府中郎将；兼知东都金吾左右街使/六街使之一。
而相对外朝波澜不惊的权力过渡，和按部就班的少量人事变迁；从属两京的东宫门下，就只能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理所当然的现实来形容。右左右春坊直接选入中书、门下行走，詹事府选入秘书、殿中各省。
乃至充任弘文、崇文等六学二馆、北门学士院的学士、直学士、直馆等；敢于在君前据理力争的詹事府右丞、大理寺少卿狄怀英，更是被树立成为某种标杆和榜样；直接除授门下给事中，以大理寺兼河南府少尹。
太子家令、更率、仆三寺的宦者、内官，亦选入内侍省，充任六局二十四坊。甚至连太子妃裴氏的父亲裴居道，也授予检校刑部尚书，京兆尹；而堂兄裴瀜任检校左卫将军，族兄裴绍业授游击将军、左勋卫郞将。
事实上，就连天后一手缔造的北门学士体制，也被新君继承和沿袭了下来；并打算进一步扩大编制和加强职能，与外朝的政事堂宰相们，继续维持某种相对动态的平衡。这已不是立场问题，而是基本统治的本能。
当然了，其中当初被天后籍故笼络，或是以提携为名，抽调走的那些东宫旧属，自然也顺理成章的回归门下；自然又在北门学士，当中形成了新老两派；而那些老派学士之中，也因为新君的态度，出现隐隐分歧。
因此，天后继续临朝的最大凭仗和后手之一；等于是被连消带打的分化掉了一大部分。而太子李弘，不，是新君李弘，只是召对其中孟利贞、郭正一等人，并将当初落选的张柬之，及魏元忠、魏玄同等充入而已。
事实上，在新君入主大内的这段时间里，也不是没有零星的东宫下属；因为欢喜过甚而饮酒醉死，或是失足掉池溺毙了；也有个别因骤然得势的忘乎所以，而做出了逾越之举，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惩戒，乃至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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