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转眼看向杨格，沉凝了片刻，才道：“新政让移民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税收却必须加以改革，否则关外纵有荒地万千，也抵不过十年、二十年后的人口大潮哇！杨总长，可否考虑在东三省改摊丁入亩为人头税呢？”
杨格听出翁同龢是担心未来人口暴增，让今日之关外成为明日之关内，关外百姓依然要为人口增加和土地有限的矛盾而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确实也是如此，人口有限增殖是必要的。可是关外移民稳定地区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民生改善的迹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传承香火......”一旦生活条件改善就会大量生育，重蹈覆辙。杨格觉得，中国这片土地即便在新政下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了，最大承受的人口也不宜超过六万万人。因此，翁同龢以税收调节人口增长的想法值得肯定！不过，单纯依赖税收调节人口还不行，还得继续改善民生、加强国民教育、加大工业交通邮电等项投入、增加国家的科学技术实力、以科学改变传统的陈腐观念，才能达成有效的、复合型的人口调节。
“陛下，翁中堂。”杨格开口说话的同时。目光也恭敬的扫过了李鸿章和奕欣。“关外与关内有所不同，关外人口大多为垦屯兵团和京营八旗编制的军事化编制，在人口普查和普遍兵役登记之后，所有未在册之关外居民需要向各府县衙门报备，并接受屯垦兵团司令部的军事编制。军事化编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垦屯、储备后备军。还在于能够有效的管理人口，合理配置教育力量。调配行业间劳动力转移和在未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社会保障包括军功授田和荣军安抚。关内没有进行人口普查和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也没有进行人口军事化编制，所以，关外的成例不能沿用到关内，历史的例证也并不尽然适用于今日之关外，最大的不同是历史上轻徭薄役却没有进行相宜的国民教育，也没有打破农业经济社会的形态，因此酿成严重的人口增殖和耕地有限的矛盾，加之税收调节不当而生出动乱来。这一点，恰恰是关内各省需要注意的，新政必须全方位铺开，而非仅仅针对一项税收改革。当全国完成封闭的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就可大大缓解。另外，我请翁中堂特别注意一点，即城市建设中的流动人口征税管理与集贸市场规划建设的关系。”
“唔......杨爱卿的意思是，关内也要进行军事化编制？”
“陛下，人口普查和户籍登记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义务兵役制度，与帝国国防军目前的军官、士官队伍建设结合，即可满足国防需要，必要时，可以在目前已经编练成功的第1、2、3、4军八个师十八个旅的基础上，以军官和士官为核心，与经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义务兵结合，短时间内即可扩编出十八个师，基本满足国防需要。”
光绪能够理解杨格的这番话，等到杨格的建军计划完成后，朝廷平时只需供养大约三十万军官、士官，战时则能据此扩编出最少八十万军队来。当然，这只是军队人力和技战术教习的问题，还有军工建设、由地方担负的适龄预备兵军事训练等等因素影响。
说来说去，建军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又联系到了一起。,
没有经济支撑，没有合格的地方官吏组织、管理、协调，税本轻而实重，民怨四起而朝廷收入寡薄，无以支撑国家运转、新政推行和建设强军；民多而地少，流民日多，税收减少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会动摇统治根本；军队庞杂而低效，如驻防八旗、各省练军不经整编改革，根本不堪作战使用，只是徒费军饷而已。
改革，整个国家似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需要改革，如何措手呢？查核税收只是一个“意外”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要从立法、立宪，改革政体、官制着手，才能在全国畅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
御前会议从正月初三日下午一直开到正月初六日傍晚，与会的人数日渐增多，最后成为内阁、部院和来京督抚们的大讨论。
在皇帝、北洋新军、老湘军大结合的力量推动下，御前会议商定了“皇帝出洋考察”、“预备立宪”、“关内税收体制调整”、“个人拥有耕地十亩以上者申报制度”、“饬令各驻防将军、各省督抚整编军队”、“迁山东巡抚李秉衡为长江水师大臣，升直隶布政使周馥为山东巡抚”、“任命钦廉军务督办大臣冯子材为第七军编练司令官，统筹两广军队整编“、”取缔贵胄武备学堂，学员全数转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就学“......等等决议。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春月乙卯日，光绪电谕各部、院、省、藩属及各国公使、民间舆论，颁布《定国是诏》，宣布从即日起筹办召集预备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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