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子弹不多了，子弹泡水之后，开始出现臭弹，感觉拖的时间也足够了，是时候撤退了，有这条河阻拦着，可以大摇大摆地撤退了。
但是也不能让鬼子好过，我们凑出最后的五颗手榴弹交给李华，让他请对面鬼子吃一顿热乎的。
李华这家伙力气大，前面说了，这家伙手榴弹扔得好，迫击炮打得高，能者多劳，侍候鬼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李华一个助跑，就把一颗手榴弹扔出去三十多米，直接在对岸鬼子头顶就爆炸了，这种空爆的威力相当大，底下的鬼子这会肯定有人受伤。
连续五颗手雷过去，鬼子竟然主动撤退了，离开了河岸。
他们走了，我们也不跟他们耗，咱也走。
离开河岸之前，我们两拨人朝着对岸狂飙脏话，我们把全国各地最恶毒的语言都发挥出来，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得懂，反正我们是解气了。他们骂的啥我们也听不懂，就当是狗叫了。
如果他们听得懂，估计全部都得切腹自尽，他们家的祖先和女性全部被我们问候了一遍。
子弹打得差不多了，炮弹打光了，轻机枪丢了，绝对算得上是轻装简行了，只是多了四个伤员。
这次救援行动值得我们吹一辈子的，去的时候32个人，回来34个，一路上杀敌若干。
我们一点都高兴不起来，都在担心着胡传勇一帮人的安危。
胡传勇当然活着逃离了，而且以后活得很舒坦。我当时也觉得他凶多吉少，就剩下十来个人了，而且身处敌占区。
30多年前，记得是1988年的时候，胡传勇带着一家老小从台湾回到老家，我当时正在地里面刨红薯，公社的干部带着他到地头找到我，我们两个在原地瞪着对方，愣了半天，他以为我死了，我以为他也早就死了，毕竟战火纷飞的年代，扛枪打仗的人命贱如蝼蚁，死后留个名已经是奢侈了。
我们两个老东西坐在地上抱头哭了小半天，感叹着造化弄人，把周围人都看愣了。
我问他当时怎么活下来的。
他没有直接告诉我，让我带着去城里戏院看了一整出的《沙家浜》。
出了戏院他哭得很厉害，我说:你说你都七八十的人了，咋还跟孩子一样，说哭就哭呢。
他说:戏里唱的那个胡传魁，就是我呀！老四你说说，我是那么没有头脑的人吗？我哪里就是草包了？
我当时笑得差点岔气。安慰他说:管他什么草包不草包的，咱们活下来不比啥都强？
他不哭了，介绍我认识他的媳妇，他那个媳妇才40多岁，我调侃他说，你都80的人了，还中不中用啊？
他说:中用不中用的无所谓，养在家里显得咱有实力。
他又偷偷问我宋书林家老二的情况。
我说:1952年，死在朝鲜了，很壮烈。
我没说的是，这个孩子也是为了掩护我和小山才牺牲的，我欠他们爷俩两条命，还不起了。
胡传勇哭的更狠了:这孩子才不到18岁呀…难道这是我当汉奸的报应？我那也是曲线救国呀！
当了伪军，就是卖国贼，还说啥曲线救国？真不要脸！
他捐款给我们公社建了一个纺织厂，县政府夸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抗日民族英雄。
我承认他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一年半的硬仗，确实曾经是个英雄，但是他后期也确实当了汉奸。
武汉荆河战斗之后，他带着剩下的十几个兄弟一路向东，一路辗转，翻山越岭，穿越了整个战区，最终在江苏和安徽南部地区落了脚，他也算是一个人才，和鬼子周旋了一年多，不仅没有被消灭，还拉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命名为忠义救国军。
在那一带活动的新四军也曾经收编过他们，这帮家伙不习惯新四军的纪律约束，没多久他们又自立山头了。
再后来被鬼子重兵围剿，迫不得已接受了鬼子的招安，摇身一变，成了保安团团长，开始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战败之后，他第一时间向国民政府投诚，不仅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人当地驻军的投降，还积极地和新四军争夺地盘，国民政府没少嘉奖他们。
后来国共交恶，内战爆发，他又耍起了滑头，为了保存实力，大仗恶仗一场没打，甚至私下里和共军暗通款曲。
渡江战役之后，他主动提出替国民党高官运送财物去台湾，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国民党全面败退台湾之后，胡传勇再次转型成功，成了基隆市的政府议员，从政的同时还搞商业经营，挣得盆满钵满。日子过得相当逍遥。
他回来之后看到我的生活艰难，就替我感觉委屈，当初如果也能够去台湾的话，一定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我也只能呵呵一笑，我的家在徐州，俺爷俺哥还有俺的老婆孩子都在这里，我除了老家哪里也不去。
我不是没机会去台湾，这段往事是我的耻辱，我一辈子也不想提起来。
既然你们有兴趣，后面的故事我会慢慢跟你们讲的。
别看他日子过得潇洒，也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落叶归根，在家乡养老的想法没有实现，死后二十年，骨灰才被台湾当地的民间组织送回老家安葬。
以后我每年都会去给他上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报恩，当年奋不顾身掩护我们撤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上了。
至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准确评判。只能说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活法和前程，他对别人是好是坏我不管，他帮我那一次，我就记他一辈子。
就算我们两个对阵疆场，我也不会对他下手，谁也不能约束我，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愣头青，滚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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