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月之后，整个监狱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哥们，他是江西人，姓樊，叫樊荣昌，人挺白静，看年龄也不大。跟我一样，上尉军衔。
这次长沙会战，他奉命坚守宜都一处高地，结果跑错了地方，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山头上看了半个月的蚂蚁上树，害得高地后方的一处军火仓库被鬼子给炸了。
这哥们挺乐观，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问他:你咋就不怕呢？
他说:像我这样的，肯定要枪毙的，之前走的那些老表八成也是要枪毙的。特别是你，通敌叛国，更是要枪毙。
他喜欢叫别人老表，整的挺亲热。
我有点担心:我靠！这不是拉一裤兜子么？没死在鬼子手里，反被自己人给弄死了，太憋屈了。
樊荣昌问:你有后台么？
我摇头，如果郑军长是我的后台，也该早就来救我了。
他又问:你有钱么？
我还是摇头，我的军饷都贴补那些兄弟了，屌毛不剩。
他撇着嘴说:那咱们两个正好一块上路喽，我也没有！如果被枪毙了，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怕也没用。
我问他:你咋当上连长的？
他回答说:命大呗！打了四年鬼子，我之前的连长死了好几个，每次打完仗，都剩不下几个人，我就从小兵一步一步熬上来喽。
可不咋滴，战乱年代，官帽不值钱，只要坚持活着，升官的速度都很快。
团长死了，营长顶，营长死了连长顶，以此类推，最终把列兵顶成连长。
不光下级军官升级快，师级旅级军官也是升官很快，甚至说很突然。
比如张宣武，122打光了，他直接从团长成了旅长，后来又成了师长，要说他怎么当上师长的，也只是很意外的事。他是旅长的时候，和师长各自带一队人冲击两个高地，结果，张宣武成功攻上高地，师长却失利了，师长被就地免职，张旅长立刻变成了张师长，就是这么快。
樊荣昌反问我怎么当上团长的，而且还是个上尉级别，人家团长最低都是中校了。
我说我是孤儿团的，他笑呵呵地说:那就难怪了，只是个带孩子的官呀？
这明显是看不起我呀，虚荣心让我变得暴躁:老子的部队可是第一个打进宜昌城的！而且抢回来一个日本毒气弹。
这家伙不耐烦地说:行行行，你厉害，再厉害也得枪毙。
我问他:之前出去的那些伙计都给枪毙了？
他叼着一根稻草靠在墙根，有气无力地说:有关系有钱的，降级任用，甚至官复原职，像咱们这样的，呵呵呵，只是用来给长官的失利当借口的，总得找个背锅的吧！
我发牢骚说:这真逃跑的屁事没有，我们这真正拼命的还要被枪毙，上哪说理去？
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没被枪毙。当然，傻子也知道，不然，谁在这给你们讲故事呢？
总算开庭审问我了，我当时如释重负，早点审问早点枪毙，坐牢的感觉真不好受。每天看着窗户外巴掌大的天空，就像一只被栓了脖子的狗。
来看热闹的人还不少，常先生也来了，满脸担忧地看着我。
几个高级军官排成一溜坐在最前面，房子中间一个木头笼子，我就站在里面，两个宪兵站在我身后，再后面就是几排椅子供看热闹的人坐，房间右侧坐着两排衣冠楚楚的人，据说是叫陪审团。
这就像大集上围着买卖牲口的人讨价还价的样子。那时候牲口市场最热闹，因为他们谈价格的方式很神秘，越是神秘越是诱人。
想到这，我居然咧嘴笑出了声。
前面的军官拍了桌子:太嚣张了，敢藐视军事法庭。
我那会反而不怕了，摊着手说:老子有啥不敢的？敢死队长都当了几回了，你们觉得自己比鬼子厉害么？
这下拍桌子的人更多了，指着我各种训话，说我无视军纪，就是军中的败类。
反正都要死了，临死如能像常先生一样气死这些败类也挺爽。
我抠着耳朵，破罐子破摔了:别叽叽歪歪了，跟他妈的人一样，鬼子长啥样都没见过的人，没资格审问我！一群败类，赶紧的，想问啥就问！
房间里有点热闹起来，大家交头接耳地对我指指点点，不知道说我好话还是坏话。
他们问我: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我说:我面对同等规模的对手，能打成一比一，已经是我的极限。你们该去审问一下各位战区长官，他们的伤亡比例可比我还难看呢。
他们骂我放肆，我随便你说放四还是放五的，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他们又问我:有人指控你通敌叛国，你承认不？
我说:我承认个蛋！
他们说:如果不是通敌，那你们撤退的时候，为啥鬼子不追击你们，如果他们追击，完全可以把你们全部消灭。
我说:你们是不是巴不得我部被消灭呢？我们被消灭了，你们心里才舒服是不是？你们这才叫通敌叛国吧！
法庭里又是一阵哄笑，军官们拍着桌子说:那些鬼子援兵是第四师团的，曾经跟你们做过一年的交易，你承认不？
我点头说:承认！
有个军官说:这就是资敌行为！
我说:这个问题你该去审问鬼子，他们卖给我不少枪支弹药呢！不然我拿啥打仗？用嘴巴去骂死他们？
那个军官继续说:一定是因为你们形成了某种默契，他们才对你们网开一面的。
我继续申辩:这个可以问一下李宗仁长官，从徐州撤退的时候遇到这个第四师团，也没遇到阻击，是不是也有啥默契？
于是他们夸我强词夺理，胡搅蛮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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