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连此时仍作战于前线战场，分身乏术，无法及时返回京城。
因此，在这次刘禅接见朝廷新任命的外地官员时，名单之中并没有他。
刘禅特意选择在温暖舒适的暖阁内，召集了上郡太守魏平、河内太守张表等，此外还有十余名即将走马上任的新任县令与县长。
这些官员们即将背上行囊，远离长安，踏上旅途，奔赴黄河以北地区，肩负起为朝廷治理地方事务的重任。
在离别前夕，按照惯例，他们需要进入皇宫，与皇帝陛下进行一次亲切友好的会晤交流。
这一举措正是由刘禅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行的朝见、朝辞制度。
尽管宋朝的整体表现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相较于之前的朝代而言，确实有着诸多独具匠心的创新之处。
所谓“朝见”，既包括臣子向皇帝行拜见之礼，以表达对君主的尊敬与忠诚。
同时也涵盖了天子在朝堂之上亲自接见诸位臣子，共商国是的情形。
而“朝辞”，顾名思义，则是指那些即将远赴他乡赴任的大臣们，在临行之前专程入宫，向帝王恭敬地叩头拜别的礼节。
这种传统礼仪不仅彰显了君臣之间的尊卑有序，更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外放官员的重视与关怀之情。
这种请安告辞看似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礼节，实际上在加强中央集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用不容小觑。
东汉时期，州、郡、县级政府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一把手们，他们的任免大权皆虽然仍在朝廷手中。
但每一次的任命或罢免都是京城向外下派诏书，天使去上门找这些人。
中央朝廷对这些地方大佬没有人身约束力，进一步导致了中央朝廷对于广袤疆土上的各个地方势力的掌控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如今刘禅主政，他决心通过一系列巧妙且有力的手段来强化中央集权。
自然而然地，这一礼节性的环节也没有被他放过。
每当有地方官员前来觐见并参与会晤时，皇帝刘禅都会亲切地与之交流，将自己对他们的殷切期盼和厚望告知对方。
通过这种面对面促膝长谈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拉近皇帝与地方官员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距离。
更能让刘禅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官员真正的能力水平以及性格特点等诸多方面。
如此一来，从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对他们更为紧密的控制，使得这些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忠诚度得以提升。
诚然，作为一国之君，要频繁地与众多地方官员进行这样深入细致的互动，着实会令皇帝本人感到些许疲惫。
不过，只要成功地笼络住这一个个关键人物的心，那就等同于间接地笼络了其所管辖地区一方百姓的民心。
非常符合降本增效的原则。
其次，面见天子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无疑是一件极具影响力之事。
当他们踏入宫廷、亲睹天子龙颜之时，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会涌起敬畏之情，同时对这难得的殊荣满怀感激。
他们将会以更加勤恳廉洁之态履行自身职责，积极地将统治者的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加以贯彻落实。
如此这般，中央政权在地方的统治便能进一步得以稳固加强。
站在外任官员们的立场来看，“朝见”与“朝辞”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礼仪流程，更是难能可贵的面圣契机。
在此期间，他们能够突破重重权力障碍，径直向天子禀报工作进展情况。
凭借着对地方事务的深入了解以及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他们还可以提出一系列更为贴近民生、切实可行的建议。
亦或是代为转达当地百姓的殷切期望与美好愿景。
尤其是，当某些地方官员掌握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机密情报，又或是发现了某些不宜公开检举揭发的同僚劣迹，也不用担心越级汇报而被追责的问题。
借助这次面见圣上的绝佳机遇，他们得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让这些重要信息毫无阻碍地传递到天子耳中。
如此一来，那些身为一县之长的县令们，便拥有了寻求皇帝作为坚强后盾的契机。
从此那些郡国的领导者们再也无法如同东汉时期的郡太守那般，随心所欲地操纵摆布他们这些一县之主了。
刘禅还在法律中规定，外地官员上朝朝见、朝辞的时候。
朝廷都会根据其官职大小，发放衣物、金带、鞍马等赏赐之物，以皇恩浩荡外示荣宠。
对于个别特殊要员，朝廷还会专门为其举办告别宴会，天子还可以钦赐御酒送行。
又是受封又是受赏，相信百官自然会更加倾心拜服，对天子感激不尽，从而全心全意的去宣化四方。
而且刘禅允许臣子在会见的时候放开了进言，包括但不限于汇报工作、为民请愿、提出建议、针砭时弊等等。
即便是与自己的辖区无关，也可以畅所欲言，为朝廷集思广益。
一场简单的辞见仪式，可能会左右一位封疆大吏的仕途，可能会改写一部颁行天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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