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过程中，角色名称最好不要变动，毕竟李清照这个名字可是教材上的常客，无数学生都被要求朗诵并背诵她的作品，这让很多学习困难的学生记忆犹新。
就算那些从小学到中学一路逃课过来的人，或多或少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
提到历史上知名的才女，确实有很多杰出的人物，像班昭续写了《汉书》，蔡文姬创作了《胡笳十八拍》，谢道韫有着出众的才情和品格，还有上官婉儿更是被称为能够评定天下英才的女性。
然而，“千古第一才女”的美誉，则属于眼前这位温文尔雅、如同大姐姐般的女子——李清照。
她的知名度无疑是顶尖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名人。
在所有角色中，李清照似乎是唯一一位以作家身份进入语文教科书的人物。如果不是作者身份的话，恐怕也就只有那个“武松打虎”的故事了。
此时的故事主角李清照，正醉得如一团烂泥。
看到这一幕，苏墨不禁有点出神。
“你的那首《青玉案·元夕》，仅仅几个字就已经把诗词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鼓起勇气与你讨论诗词之道，希望你能接受。”
见苏墨陷入沉思，李清照显得有些担忧，开口说道。
“你觉得诗词难吗？”
苏墨微笑反问。
“当然难啊！诗词只是区分平仄，而歌词则涉及五音、五声、六律以及清浊轻重的区别，完全是两码事。”
李清照哼了一声，明显有些不满。
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扯到一个时代争论的话题：词究竟是以“唱”为主，还是以“文”为主？
词最初的形态自然是用来唱的，源自古乐府歌的演变。早期的词以旋律为主，辅以文字表达进行传唱。
特别要提的是柳永。他不仅丰富了词牌的内容，并且精通音乐，每首词都是为了唱得悦耳而创作。因此，宋词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他开始的。
那个时候，“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景象十分普遍。
然而，到了北宋中期，苏轼、王安石等大师辈出。相较于柳永，他们的音乐造诣略逊一筹，于是苏轼等人选择了另辟蹊径，尝试以诗入词的方法。
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创作词的门槛，但也使得词的传唱难度加大。即使是广为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无法严格遵循当时的韵律，令当时的歌女们十分头疼。
至此，词与传唱开始逐渐分离，很多词已经无法再唱了。
对于词的理解，李清照主张强调协律，崇尚典雅，甚至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坚决反对用写诗文的方式来创作词。
在当时的大家中，周邦彦既懂音乐又规范了词曲的音律，他的观点与李清照的观点较为接近。
这时，苏墨的《青玉案·元夕》忽然流传开来，虽然这首词依然能唱，但显然也是走以文入词的道路。
这引起了李清照的高度警惕，她害怕会出现第二个苏轼。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啊。”
看着认真表情的李清照，苏墨有些哭笑不得。据说在几年后，李清照的不满达到了顶点，直接撰写了一篇《词论》，化身大喷子，把宋代诸多大家喷了个遍，人送外号“李怼怼”。
例如，她说柳永的词虽适合音律，但词句过于俗气；王安石、曾巩的文章有西汉古风，非常高雅，但如果他们写词，恐怕只会“让人倒胃口”，因为那样的词根本没法唱！
“不应该担心吗？”
李清照气鼓鼓地反问：“公子您天赋异禀，以文入词或许也能流传千年。但如果人人都去学你，该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学吧，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如果词与曲调不合，为何不去调整曲调来适应词呢？”
苏墨笑着回答，神情洒脱。
辛弃疾确实是采取以文入词的方式，还经常暗讽朝政，引用典故之多令人惊叹。但他不同于苏轼的是，辛弃疾懂音乐，他的词是可以唱的。
遗憾的是，辛弃疾的影响实在太大，后来的辛派弟子们虽没有辛弃疾的才华，却盲目效仿他以文入词，结果新词完全失去了传唱性，词与曲子彻底分道扬镳，词传播的基础也随之消失。
尽管如此，即便词的唱法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消亡，但苏轼、欧阳修、辛弃疾等人的词作因其文以载道的魅力，仍然名垂青史。
“推陈出新？你说的是借鉴淮阴侯韩信的故事吧？真是让我耳目一新。”
“至于调整曲调来适应词，岂不是一件难事？”
李清照愣了一下，眼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却又立刻叹了口气：“这些曲调都是历代名家的杰作，哪那么容易改动？”
“有琴吗？琵琶也可以。”
苏墨询问道。
之前他说“推陈出新”这个词在这个时期尚未发明，不过李清照的文化底蕴深厚，一听就知道苏墨的意思，省去了他不少解释的工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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