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事实，其实都是数学家干的。班行远在三篇论文里使用的数学思想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发表了很多论文对那些思想进行拓展。因为这些拓展更侧重于应用，总要和现实社会具体应用结合吧。一时间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例子，最好的就是IPCC的那个报告。
来吧，就是你了。这些数学家变着法的用各种方式对弄虚造假的情况进行了论证。
因为班行远横插一脚，这位记者也没办法揪着钱教授不放，很快就结束了。进入下一个阶段。
“丁院士，我们一起吧。”班行远开口说。
……
记者：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尖锐和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其实吵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班：更准确地说是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争取好处，争取一个有利的发展空间。
记者：这次大会讨论的是气候变暖这么严肃的科学问题，按照班院士的说法，就如同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是不是不合适？
班：本来就是一样的。如果单纯是科学问题的话大家做研究、发论文就好了，谁的结果有道理就按照谁的来。科学是研究出来的，可不是谈判谈出来。所有的谈判都是利益之争，我们这些科学家做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国家发展、人民幸福，这次会议也只是换了一个赛道，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记者：两位院士的意思就是这个排放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
丁：这个是肯定的了。
记者：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又意味着什么?
丁：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地增加，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
记者：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因为IPCC这样一个研究的组织，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作基础，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里去一开个气候的大会，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它是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丁：科学家有主流吗?
记者：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丁：科学家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
班：我插一句。IPCC那个报告确实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来的。但是这不能说明它的正确性。我前面已经讲了，目前已经达成共识，这个报告是站不住脚的。
一句话把这个记者给噎死了。
……
记者：不过我是看到这次IPCC在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他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
丁：它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绝对量的，他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中期2020年有25%到40%的减排，到2050年要有80%到95%的减排，他是有这个数据。但是它有一个总量，就是全世界还有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丁：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了，那么我IPCC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那么等于是先他定量地切走一块儿蛋糕，这就明白了吧，这个切走的蛋糕不是很大IPCC不是很黑，他的结果是2.3倍，2.3倍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今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我们说二氧化碳是累计起来的排放，前面还有差别，前面差别是多少，前面差别是7.54倍。
……
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那我以后这样定指标行不行，我以后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我历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后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中国说得更少，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行不行。
班行远再次插话了：我来说吧，我参与了会议讨论阶段的辩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就IPCC的方案开展辩论。我们也基于研究制作了一个减排方案。因为主要工作是我做的，所以在会议的前半程主要是我和各个国家开展辩论。通过辩论，其他的方案都已经被证明无助于真正的减排，只有我们的方案是科学合理的。其他国家的与会科学家在私下接触的时候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是最优解。
班：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不采用呢？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根本就不是减排什么的，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指标或者配额更准确的说是碳税，不过是他们收割财富的手段。
记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主动减排都是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积极做法。我看了你们的方案，发展中国家的配额是发达国家的两倍，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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