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我还是那个七岁时牵着妈妈衣角懵里懵懂走下火车的秦青。
新的爸爸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在车站外面接我们。七月的太阳晒得我昏昏沉沉。
“爸爸好，大姐好，”我记得我那时候热伤风，盛夏里不停地吸鼻涕按照妈妈再三叮嘱地喊：“二哥好。”
我把手心里捏的发软的糖送给十九岁的高洁和十七岁的高纯。我再不懂事，也觉得这糖实在送不出手，可我妈一再催我，我也没办法。
妈妈诚惶诚恐地背着洗得发白的大双肩包跟在新的爸爸身后。有一辆黑得发亮的长长的汽车在等我们。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把那粒糖不动声色地丢在了地上。二哥坐到座位上后也是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但他剥掉糖纸，把那颗糖放在嘴里。我吃惊得合不拢嘴。他在镜子里看见我的怪样子就对着我微微一笑。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长得这么好看，比我们米脂的姑娘比我妈还好看。二哥的眉毛也好看，眼睛也好看，鼻子也好看，嘴巴最好看，因为肯吃我给的那颗黏糊糊的糖。
三天后，新爸爸就回沙漠工作，大姐去了国外，说是去留学。去之前好像因为我和我妈和她爸爸吵了一架，说什么永远不会回来，这里不再是她的家了。
家里就剩我妈，二哥，我改了姓叫高青，进了当地的小学。二哥总是和颜悦色，他不笑都好看，笑起来就更加好看得要命。他手把手地教我用热水器，用洗衣机。我开不了防盗门，他耐心地教了我好几遍。
我和妈妈睡在一起，还是经常做噩梦哭着醒过来。妈妈要去上早班，被我烦得总是没精神。二哥就让我去和他睡，因为那颗糖，我觉得二哥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人，我愿意跟他睡。
一开始还是会做梦：梦里原来的爸爸，很高很壮，一直在喝酒，一喝酒就会打我，拿烟头烫我，骂我是贱货杂种。妈妈在梦里拼命抱着我，哭着喊着说阿青是你亲生的是你亲生的。可爸爸就会拿小折叠椅打她骂她。直到那天妈妈抱着我躲在阳台上，他还是追过来。我吓得爬上阳台，他探过身要抓我。妈妈死命地在他身后一推。砰的一声巨响，梦里全是鲜红的血。每次梦到这里我会啊地哭出声来。
二哥会把我抱在怀里，在他房间里走来走去，拍着我的背：“阿青不怕阿青不怕，二哥在，二哥在。”有好几次一直走到天亮。妈妈说太辛苦他了，他说没关系，反正阿青很小很瘦。
二哥还特地带妈妈和我去看一个和蔼的女医生。检查下来，我的左耳听力障碍，很难恢复。妈妈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二哥请医生给我配了助听器，最贵的那种。我两只耳朵都能听得见了。二哥真好。
三个月后，我只有偶尔会做噩梦了，二哥只需要拍拍我的背，抱抱我，我就能抱紧他接着睡。他身上有一股特别好闻的味道，不是太阳晒过的被子的味道，不是新书上油墨的味道，是一种像青草的淡淡的香味。闻着他身上的味道，我就会睡得安稳。
每年春节和国庆，我能见到两次新爸爸。大姐，好像消失了一样。我那时候心里暗暗想“二哥这么好，我妈怎么就不能嫁给二哥这么好的人呢。”
十岁的时候，妈妈忽然查出来生了肝癌，已经是末期。爸爸回来了。最后，他们两个人在病房里，爸爸哭，妈妈笑，一会儿两个人抱在一起哭。我听见妈妈说对不起，提到我的名字。
我蹲在医院走廊的墙边，抱着膝盖。二哥就走过来蹲在我边上。摸摸我的头说：“阿青乖，别怕，想哭就哭。”我就抱着他哭。他那么暖，手那么大。
给妈妈做完法事的时候，有个和尚一直盯着我，跟着我。二哥就发火了：“你想干什么？”
那个和尚看着他笑：“这么命硬的害人精，你们赶紧送走才是啊。”
二哥就冲上去，我尖叫起来。和尚嘴里都是血，还看着二哥笑：“你能护着一辈子？小心赔上你自己的命。”
二哥又是一拳头上去。
爸爸来了，给了二哥一记耳光。我好傻，就知道哭，抱着二哥的腰哭，都不知道替他解释几句。不是二哥的错，是那个和尚的错。
爸爸又回了沙漠后，家里就只剩下二哥和我。
二哥跟我妈一样烦，每天盯着我要刷两次牙，牙膏替我挤好，夜里看着我刷，一定要我用牙线。他第一次掰开我的嘴，像检查牲口那样检查我的牙口，发现我下牙少长了两颗，还把我揪去牙医那里整牙齿。我整个初中时代都带着牙箍，丑不可言。害得我根本不敢和男生说话。
他还逼着我学这学那，可是毛笔字、古琴、太极剑都是什么鬼？我又不是六十岁退休的老太太，学这些简直蛇精病啊。每次我捣乱，乱写乱弹乱舞剑，他就又好气又好笑地揉我的头发捏我的脸骂我调皮，然后扬起他手上那根竹戒尺逼我就范。
我还最烦他动不动就跑去学校和班主任聊天，美其名关心我的学习，我知道，他怕我青春期叛逆早恋什么的。我又矮又瘦又小，戴着牙箍，还是一只耳朵听不见的残障儿童，手臂上还有消除不掉的烟头痕迹，鬼才会喜欢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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